订阅

反腐消息刷屏背后,我们提了五个问题来研究互联网公司腐败治理

对一家公司的创始人来说,要不要管理腐败根本上是“成本与效率谁优先”的取舍问题。

互联网公司接连在“反腐”问题上爆雷。

12月4日,阿里大文娱发布公告称,根据举报,优酷总裁杨伟东因经济问题正在配合警方调查。据多家媒体报道称,杨伟东的涉案金额可能超过1亿元。

把时间拉长一点,上过阿里巴巴反腐“成绩单”的已有多位高管:聚划算原总经理阎利珉、合一集团前副总裁卢梵溪、淘票票总经理孔奇……而阿里巴巴并不是唯一让公众看到它如何“坚决打击”腐败的互联网公司。

就在阿里大文娱公告杨伟东腐败问题的前一天,12月3日,美团点评也发布了类似的“反腐”报告,宣布已将89人移送公安机关,其中包括一位常姓的外卖渠道高级总监。以及11月19日,58同城的原渠道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宋波、原渠道事业部总监郭冬等人也被公司送去刑事拘留。

再远,你还能看到2016年的百度副总裁王湛和李明远等人是如何因为涉及贪腐而从光鲜的高管职位上离开的,以及2015年腾讯是如何“千里追讨非法受贿”打掉了已经是阿里巴巴副总裁的腾讯前高管刘春宁的。

在互联网公司努力对外彰显其“清廉”价值观的背后,是腐败问题的层出不穷、以及与高速成长并不匹配的管理能力。

#为什么最近互联网公司的腐败看起来特别多?

说一切都是业务发展过快、公司来不及制定相应的管理细则并没有错,但对一家公司的创始人来说,要不要管理腐败根本上是“成本与效率谁优先”的取舍问题。

腐败对一家公司的危害有很多,最直接的影响是财务上的——员工从职权中谋取的私利对应的是公司的财产损失。不过一家公司在初创阶段往往会优先追求效率,即“先把事情做掉”,而非追求内部公正、或者避免灰色收入流失。这在竞争激烈、追求市场“圈地”速度的互联网行业尤其如此。

以招投标为例,它可以增加员工腐败的成本,但同时也意味着牺牲效率。“比如要拍一个TVC,从开始招标到最后定标,一个招投标的流程走完都得两三个月。你可能拍出来的时候上市时机也已经错过了。”一位曾在国内一家地产公司的“廉政”部门工作过的人士对《第一财经周刊》称,对发展业务有要求的公司,通常都会选择放手,“宁愿里面有灰色收入,也要让公司跑起来”。

如果公司在收入灰度上的理想状态是1,这位有过从业经验的人士称,大部分公司的灰度都在1.1-1.9之间。

#商业腐败,这到底是个法律问题还是公司内部问题?

公司员工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以即使腐败也并不会摊上“贪污受贿”的罪名,但他同样可能以“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被判受贿罪,或者“职务侵占罪”。腐败也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它可能既违反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也违反公司外部的国家法律——判断这部分行为的性质目前主要依据《刑法》。

根据上述有过“廉政”部门工作经验的人士的说法,“老板是可以不去报案的,只要警方接手了,就可能会变成刑事行为”,最后的刑事罪行是否成立,取决于个人通过职权获取的金额有多高。

一般而言,公司会在上市前后更愿意花钱组建反腐团队。不同公司对这个部门的叫法不一,阿里巴巴叫“廉政部”,百度叫“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点评叫“重案六组”……这种部门的主要工作是着手处理那些创业以来累积下的“不良工作习惯”,其中包括灰色交易和腐败。

前述要求匿名的“廉政”部门从业者介绍说,他所在团队里的七八个人,在公司的主要工作就是“查案”,这角色类似国家的“检察院”,专门接收内外部对公司员工的举报,有时候也会从公司审计部门“打了星号”的人员身上入手,展开调查。

如果调查结果表明某员工确实存在腐败问题,既违反了公司制度也违反了刑法,老板也会从多个角度权衡处理方式,比如“老板是否想放这个人一马”留个交情、出于利益上的考虑“感觉这个人的资源特别多”、或者是“比较难对付、惹不起”所以放过,当然也有“不处理他不吐不快”而报送司法机关处理等,总之最后的处理方式可能很多元。

靖霖(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孙建保律师证实了这种说法,“绝大多数企业的法务部门更多是关注一些合同方面的规范,对刑事风险的准备很少,他们更愿意在内部相互妥协。”孙建保说,相应地,大部分公司的法务、合规部门都倾向于聘请熟悉民商领域的律师,而极少配备刑事律师。

#大公司最爱“晒”反腐,是因为大公司更有社会责任吗?

互联网时代,大公司的公众关注度使得它想隐瞒信息越来越难。主动暴露反腐信息,既有彰显负责任的公司形象的动机,而这么做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用扩大社会舆论对公司内部其他员工、特别是手握重要权力的职业经理人形成“震慑”作用。

腐败是极难事先预警、也极难事后追查的管理难题。“它不像其他刑事案件可以很快查清,商业腐败需要环环相扣的证据。要查一个案子最起码一个季度。”前述有“廉政”部门从业经历的人士说,他们当时只有个位数的人手,加上“不愿与人为恶”的想法,公司反腐部门很难留住人。这使得要查清每一个可疑案件是不可能的,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被举报或者没有被打星号的部分。

所有为公司“花钱”的岗位都是腐败的易发地带,这些岗位既包括采购,也包括“有权把钱批出去”的人——比如公司高管。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清楚自己行为的边界,是“行业惯例、正常的人情往来”,还是违法犯罪,相较于事后追查,眼下最有效的教育可能是让个人看到实际的案例。

马云曾在一次证监会演讲时表示,“有(腐败)问题我们不怕,没有一个企业没有问题。公布出来,让社会和员工知道你是透明的。我们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布。”

#中外处理这种问题方法有什么不同?

国外对“贿赂”行为有专门法律。美国1977年就制定了《反海外贿赂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无论是身处美国的公司及个人、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还是美国公司(包括海外子公司)或公民在海外的行为,都必须遵守FCPA。通常在国内开展业务的美资公司也会直接将FCPA的主要条款写入业务合同。

“违反FCPA的后果包括对公司的巨额罚款、对公司高管的监禁、对公司长期的调查与审计、限制或禁止参与美国政府的政府采购项目、丧失出口资质、丧失参与证券业务的资格、禁止参与相关代理项目等。”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婷婷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英国也在2010年颁布了《反贿赂法》,要求跨国公司不仅需要自身履行“反对商业贿赂”的义务,还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代表公司的第三方实施贿赂行为,否则将需要为第三方的行为承担责任,罪名为“预防行贿失职罪”。

目前中国处理商业腐败主要依据的仍然是刑法。“也还没有听说《反商业贿赂法》作为专门法律被纳入立法议程。”陈婷婷说。

#中国互联网公司反腐史

阿里巴巴

2010年,淘宝网成立“廉政部”,专职反腐;

2010年,清理逾千名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客户,一百多名销售员牵涉腐败,公司CEO卫哲、COO李旭晖引咎辞职。

2012年,正式设立“阿里廉正合规部”,独立于各业务线内审及内控部部门,直接集团CPO(首席人才官)汇报,调查权限上不封顶。

2013年,聚划算原总经理阎利珉非法收受万某2辆车共计53万余元的“照顾费”,指定杭州点创公司为聚划算D2C项目服装类目的唯一合作运营商,后被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14年,阿里巴巴高层人力资源部原副总裁王某,因受贿260余万元被判处八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2016年,阿里旗下的合一集团前副总裁卢梵溪在某些制作项目财务上存在疑点,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并认为涉及贪腐。

2016年9月,阿里巴巴的5位员工编写脚本,在公司内部公开“秒杀”月饼的活动中“秒到”了133盒月饼。事后被公司以行为不符合公司的“价值观”为由劝退。

2016年12月,阿里影业副总裁、淘票票总经理孔奇因贪污受贿被警方带走,涉案金额为190万元左右。

百度

2011年,设立职业道德委员会;

2014年,原百度游戏事业部总经理廖俊、搜索资源合作部负责人王庆伟、品牌展示广告部经理陈刚、展示广告运营规划部客服主管林汉超、联盟发展部总经理马国林因涉嫌商业受贿或职务侵占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2015年,原百度渠道部高级总监宇晖、大客户销售部副总监陈祯锋、渠道部高级经理赵志勇、百糯成渝云贵大区总监王林、百糯成渝云贵大区销售主管蒋青苓、董生敏、百糯西安分公司销售王磊,因涉嫌商业受贿或职务侵占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016年4月,百度以“违反职业道德、损害公司利益”为由开除了百度副总裁、百度创始员工王湛。

2016年11月,百度副总裁李明远与被收购公司负责人私下巨额经济往来,引咎辞职。

腾讯

2015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原副总裁、腾讯前高管刘春宁被警方带走调查,原因是刘春宁被查出履职腾讯期间涉嫌非法受贿,在两单购买在线视频版权中收受好处费。

京东

2015年10月,京东对外发布《京东集团反腐败公告》,将过去一段时间查处的10起内部腐败案件集中进行了实名公布,其中多名员工在办公室现场就被警方带走、刑拘。刘强东在多个场合表明其防腐的决心,“你贪10万,我花1000万也要把你查出来”。

美团点评

2018年2月至今,美团“重案六组”在业务、HR、风控、技术、IT、内控、内审等团队支持下,调查违纪类刑事案件29起,移送公安机关查处89人。其中,内部员工贪腐及其他违纪刑案11起,涉案员工16人,社会人员14人。

小米

2017年9月,小米通报内部舞弊案件称,小米审计、安全部门查处一起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舞弊案件,共涉及6人,涉案金额触目惊心,其中某业务线原负责人吴明锦已被公安机关批准逮捕。

 

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周刊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翻译
未登录用户
全部评论0
到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