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思想家# 一个沈阳,两个沈阳或者更多个沈阳

张锦桥,男,传媒人,1968年出生,辽宁沈阳人,现居沈阳。著名体育专栏作家,现任沈阳日报报业集团总策划,曾任《时代商报》常务副主编、《球报》副总编辑等职。

沈阳现在流行的游戏是德州扑克,就像以前流行的“穷和(hú)”麻将一样,如果一个外地人听到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一片腥风血雨,有好多种离奇的故事,比如连着打上几天,一晚上输赢几十万……

讲述一个牌桌上的离奇故事,或者对于日本人又欺负中国人了,或者是某某某赚了大钱的美丽传说,这些都有可能被有讲故事天赋的沈阳人说得绘声绘色。沈阳有一个词叫“徕玄”(前一个字是去声,每个字都要读得很重),大意是说这个人讲的东西神乎其神超出常理之外,而讲述者又明显是把它当成一个真事来讲,比如活灵活现地传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有一半场合下是听的人说的人都当个笑话,心中可能还暗自盘算着下次讲给谁听;另一半场合则是内心里同样很当真,虽然觉得这事有点匪夷所思。但因为这事对于他们来说更愿意相信,所以这类通常以“我邻居的同学”、“我表妹的同事”为主人公的离奇故事总是有着很广泛的市场,前一段抓谣言的时候,总感觉沈阳应该有点故事出来,幸好目前还没看到。

这可能只是懒得思考,但也露出沈阳人的一个性格,比较直来直去,很容易相信别人说的东西。实诚,脑子不转弯,这些词用在别人身上差不多是夸奖,用在自己身上通常是不问青红皂白错怪了某些人之后用来道歉的借口。

在外地人眼中,沈阳人表现出来的总是乐呵呵随遇而安的感觉。再加上传说中的东北人好喝酒,所以这个粗线条就覆盖了从神经到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如果你难以具象这个特质,你可以想象那个叫那英的歌星。

但这只是一个沈阳,它与满清起家之地的游牧民族性格有关,与渡海而来闯关东的山东人豪爽气质有关,与自诩为敢爱敢恨的球迷有关,与输出的小品和东北二人转文化有关,也与老工业基地蓝领工人的粗放生活方式和下岗之后的悲苦生活有关……

但你也可以思考一个有关那英的问题,她出道的时候唱的是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流行歌曲,二十几年过去,歌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个那英还操着一口沈阳普通话做最火爆选秀节目的导师,她的气质举止一如既往,但在舞台上也差不多达到了长青树这个水准。或许这背后是另一个沈阳,另一种沈阳人。

伪满日据时期打下的产业底子,在解放后让沈阳成为工业基地,这是沈阳人每每说起“共和国长子”时复杂感情的由来,它培养出的一种沈阳性格是产业工人的素质、纪律。沈阳铁路局的办公大楼是伪满时期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到了1990年代,这个楼里工作的职员依旧会对这个楼的建筑质量、对它的冬暖夏凉和用了50几年的地板赞叹有加,偶尔还会说上一句:“小日本这东西质量就是好!”另一个人会接茬淡然地说,“都是中国人建的,拿枪逼着谁都能做好。”拿枪逼着,也是一种状态,即使在那个时候,这些从旧时代脱胎而来的老企业依旧有些日本风格的工作特征,比如犯了错误的时候,上级领导可能会扇耳光—这只是传说,但进门规规矩矩地站着老老实实地汇报工作,这都是切实的。

沈阳地铁开通已经三年了,目前还只有区区两条线,据说三年前第一列地铁试运行的时候,邀请了许多当年著名的劳模,老人们热泪长流,因为他们知道,凭沈阳的财力、技术,在五十年前他们自己就可以打造沈阳地铁,但是,他们没有,他们习惯用脚步、用自行车托付着奋斗和生活,他们让沈阳地铁迟到了半个世纪。长子,有着沉默的忍辱负重。

沈阳人习惯把出丑称为“掉链子”,把无言以对称为“没电了”,把好朋友或情人称为“铁子”……这些都带有大工业时代骄傲的重痕,渗透在字里行间,流淌在灵魂深处。长子,有着工业的深深烙印。

这些在现在已经很难表现出有竞争力的价值,尤其是在需要创造力、需要领风气之先的时候。但他们也因为认真、沉默、忍辱负重而形成了守纪律、听话、执行力强的特点。你可以把它与上海人的洋场职员性格的培育做个对比,这些在个体上的基本素质如果进入到一个整体层面,就会表现出整体上的中规中矩的生产力。它与这个城市的功能—大工业生产、集约化、自动流水线可以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而潜在的积累则带来了与工业有关的教育体系、密集交通网、中心城市功能的完善,也让这个城市变得臃肿庞大,充斥着各种有着编号的军工企业、国有大中型的制造企业—这些曾经在1990年代因为改制而戛然中止。这个断裂几乎毁了这个城市的信心。

那个跟烟囱、高炉、跟各种大型的工业设施相关的铁西区、工人村、下岗和生活困顿相辅相成的沈阳是形象最为突出的一个沈阳。这个沈阳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离开。

在这个痛苦转型过程里留下的当然不仅全是痛苦记忆。中心城市和交通优势迅速地培育出一批富裕者,在有一段时间里,这个城市唯一具备创造财富可能性的是流通环节的批发者,他们是最早的待业青年或者是下岗者,他们的资产可能只是某个早市的摊床,成本则是长年在绿皮火车上的奔波,然后制造出财富—当他们收入以百万计以千万计的时候,资产和成本依旧是不起眼的这些摊床和自己的体力。

所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里有炫富的传统,为什么奢侈品会爱这个城市,这群创富者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路径,而他们作为一个早市摊床的拥有者也没有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多尊重和成就感的机会—一样起大早,冬天里一样要裹着军大衣招呼小商小贩,他们需要证明自己不同凡响,证明自己是个富人。

粗金链子,男人腋下夹的名贵手包,女人的貂皮大衣,各种名表……豪宅、名车这些是后来才有可能炫富的商品,在最初那些年他们有钱也没有机会享受这种由政府和企业配置的资源。但即使这个时候,那些印满Logo的身外之物的浮华,还是成了某种城市的基因: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还是创富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这几乎成了成功的标志。

这是一个欢乐但有点粗鄙的沈阳,它的对立一面是那些一家三代都在一个工厂里不断子承父业“接班”的“老实人”,是那些有着车间工友情分又成了儿女亲家的大家庭里缺少生意头脑而不得不接受各种救济的人。

这两个沈阳同时存在。

这个经历过剧烈阵痛的城市,正在恢复成为一个正常的城市。它继续行使着中心城市的功能,除了批发衣服鞋子,它也会成为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年轻人们也不再是指望父亲提前退休以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的另类啃老族,他们在很多时候还是喜欢下班后跟“铁子”哥们喝喝酒,也会对名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也会讲些“徕玄”的故事,而他们出现在写字楼里的时候,跟其它城市里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差别。

这是一个新的沈阳。年轻得有点陌生。

但这也是一个成熟过、老过的城市。一位沈阳的作家说:“与沈阳相比,国内许多城市还处于童年时代或者是青春期,孩子固然可爱,未来却吉凶莫测,青春值得歌颂,终究稍纵即逝,只有成熟的男子汉,怀抱风雨,深沉内敛,勇于担当,顶天立地。”

这是一种自豪。很多沈阳人,不管是他们在说起自己的光荣过去,还是说起下岗时期的悲苦生活,内心深处有那么一点骄傲。

这是一种自豪,这是一种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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