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硅谷投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创业者从中国找灵感

Uber的新闻、人工智能热潮、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模仿中国,硅谷在思考什么?

元创资本(Initialized Capital)的办公室在旧金山南市场区的一条小巷里,隔壁是我们曾经报道过的室内设计工作室O+A的办公室。看起来,这个办公室像是住宅区改造成的,进门是一个小院子,我去的时候,三个年轻人坐在院子里,像是在开会。 

走进办公室里,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Kim-Mai Cutler。她在加入元创资本做运营合伙人之前,是一名记者,供职于大家都很熟悉的技术媒体TechCrunch,当时她主要关注的领域是旧金山本地的政策以及对技术公司、创投圈的影响。2016年7月,Cutler离开TechCrunch,加入了Garry Tan创办的元创资本做运营合伙人。

Garry Tan(中文名陈嘉兴)是一位在硅谷颇有影响力的投资人,最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曾经担任硅谷知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以下简称YC)的合伙人和导师,也是大数据公司Palantir的早期员工、轻博客Posterous(在2012年被Twitter收购)的创始人。他在2010年加入YC,从2012年开始关注早期投资。他投资过的公司包括Instacart、Flexport、Patreon、Cruise(已被通用汽车收购)等硅谷知名的创业公司。

Garry Tan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聊了聊Uber给硅谷带来的影响、Garry Tan的投资理念以及最近在硅谷频繁出现的模仿中国的话题。Tan和Cutler有不少作为“圈内人”的想法。 

创业公司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创始人在创业初期就找“CEO Coach”。

Uber是眼下硅谷的热门话题,很多人都在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盯着这家公司,在CEO Travis Kalanick辞职之后,不仅有商学院的教授发表文章分析Uber的得失,一些硅谷KOL(意见领袖)也在Twitter上讨论创始人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

Travis Kalanick

Garry Tan认为,Uber的一系列新闻说明创业公司的成长分成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自然是从零开始找市场定位,做消费者喜欢的产品(Tan从YC出身,谈话间可以看出明显的YC传统,比如他喜欢强调YC那句知名的“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 

对Uber来说,他们很快就经过了第一个阶段。怎么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让快速扩张中的公司建立制度化、成熟的运营模式。这是第二个阶段的问题。

“很多公司可能都会经历这一点,实现第一阶段目标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第二阶段。一个公司要关注业务增长,也要关注人力和组织的成长。创始人往往要做决定,在追求业务增长的同时,是不是要停下来仔细审视公司组织结构的情况,比如某个个别员工流失,是否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在硅谷有一个有意思的“职位”——CEO Coach,也就是CEO的教练。最知名的CEO教练就是已故的苹果董事Bill Campbell,他曾经做过大学里的橄榄球教练,后来成为乔布斯的亲密朋友,也是Google董事长Eric Schmit的教练,在《孵化Twitter》这本书里也记录了他如何影响了Twitter几任CEO的更迭。

Sheryl Sanderberg对Facebook的影响,也被视为“教练”的另一种形式。即年轻的创始人在公司扩张时需要更懂得公司运营和制度化管理的人的帮助。这在硅谷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现象。 

Sheryl Sanderberg

“很多创始人懂得怎么开始去做一件事,但不一定真正懂得怎么学习和管理一个成熟的公司,早点学习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找教练这件事情一直在发生,就我所知,现在比过去要常见多了。” 

技术将改变各个行业,它将怎么发生

在创办元创资本时,Garry Tan在硅谷本地知名的社区Hacker News上做了一场问答。在其中一个回答中,他提到了自己的“File Cabinet(文件柜)”理论,是指那些还在使用传统办公方式的行业,与技术的结合可以提高它们的工作效率。

从元创资本的投资组合来看,他们投资的对象不少都是技术+垂直领域。例如被称为货运界Uber的Flexport、云服务+打印业务的Lob等。 

改变不会轻易发生。根据自己过去在硅谷创业和在YC辅导创业公司的经验,Garry Tan认为一个特定领域发生改变的前提是创业者在特定领域里有自己的技能,同时能找到最好的工程师。“成功公司的价值在于,他们的团队懂得一些别人不懂的东西,并且能找到最好的工程师,让工程师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Garry Tan在那场Hacker News的问答里也提到了一个观点:最好的创业者往往不是跟着流行词汇,而是发现了一个特定领域的问题,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并将其商业化,于是这个方案变成了潮流。

那么作为投资人,怎么找到这些人?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做过记者的Kim-Mai Cutler,还是有许多年投资经验的Garry Tan都说到,持续关注创业者以及一些日常沟通是发现创业者动态最有效的方式。“比如CoinBase的创始人Brian Armstrong是Airbnb的早期成员,当年建立起Airbnb的防欺诈系统,当他从Airbnb离职就是一个信号。”Garry Tan说,“很多创业者都足够聪明,能通过发现一些问题或者自己在做的事情来弄明白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和他们聊你最近在做什么,最近遇到了什么问题,觉得应该怎么解决,尽早了解这些人的想法。” 

越来越多硅谷创业者从中国市场找灵感 

有创业者问过Garry Tan,他是否主要从YC的毕业公司里挑选投资对象。他的确认为YC为投资人筛选了创业者,不过他也明确对我说,希望能更多接触中国的创业者。 

过去硅谷与中国的关系,总是被视为中国创业者学习硅谷的创业想法,但现在,一个在硅谷已经发生的变化是,出现了越来越多“复制中国”的初创公司。 

微信的流行启发了硅谷,一款即时通讯软件可以带来操作系统级别的改变。2015年,硅谷知名风险投资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Connie Chan在Andreessen Horowitz的官方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分析微信的文章,成了硅谷许多人研究微信的范本;后来YC也和China Tech Insight联合发表关于微信的调研报告,称现在已经有不少硅谷的创业公司从中国的产品中寻找灵感。Facebook Messenger的负责人曾经在硅谷的行业活动里多次赞赏微信的创新。

无桩共享单车是最近最受关注的领域,也是今年在硅谷新出现的“模仿中国”的案例。今年5月,由同样出自YC的创业者、后做投资人的Euwyn Poon和Lyft前产品经理Derrick Ko等人联合创办了共享单车Spin,橙色的Spin单车有些类似国内的摩拜单车;同样受到中国启发的LimeBike在2017年宣布融资1200万美元,投资方包括硅谷知名风险投资机构Andreessen Horowitz。

对目前硅谷学习中国的潮流,Garry Tan称,“以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学习中国的案例。硅谷现在对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意识还是不够强。”他甚至说,以前都是中国的媒体在关注硅谷的创投圈动态,现在应该有更多的硅谷媒体去关注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中国的人口红利和人口密度是最大的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一直关注政策对硅谷发展影响的Kim-Mai Cutler甚至说,硅谷的长远发展其实存在一些隐患,就拿共享单车来说,硅谷的人口密度比不上北京和上海;在人才密度方面也是如此,硅谷是个严重依赖移民输送技术人才的地方,科技公司之间人才竞争激烈,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输送,会对科技公司的稳定性造成隐患,导致竞争更加激烈。这背后也关系到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旧金山湾区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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