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人在西安 # 和古都一起变潮

西安厚重的历史使其城市性格趋于保守和传统,但年轻人正在带来新鲜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杨超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打小生活在城墙根儿一带,某种程度上,这座城市四平八稳的气质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004年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毕业时,他将第一份工作选在了一家重型机械类的国企研究所。


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军工业城市,西安拥有数量排名全国第三的军工类企业,在这个以保守著称的城市,去国有企业工作一度是很多年轻毕业生的首选。


“国企的工作稳定,又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资源。”杨超说,但他逐渐感受到自己对这份工作缺乏激情。研究所的习惯是将项目拆分给不同的技术人员,每个人只做自己那一部分事情,缺少技术上的交流。

这让杨超感觉,自己“永远只能看到大象的一部分”,却能够一眼看到10年、20年后的工作图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为了提升专业技能、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他辞职读了研究生,继续深造。


机会随着市场环境的活跃到来。在杨超决定重返校园时,西门子、英特尔、艾默生、可口可乐、三星的半导体集团等外资大公司已经成为西安重要的雇主,公司人对于职业选择的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


2009年,猎头将还未正式毕业的杨超推荐到西安西门子信号公司。这是西门子与西安铁路信号工厂成立的合资企业,是西门子在亚太区的铁路信号能力中心,主要负责开发、设计、生产、销售铁路干线、城市轨道交通、专线铁路以及其他轨道交通系统需要的信号设备和系统,并提供相关的工程和服务。


杨超的工作是负责转辙机(一种控制列车转弯的道岔控制系统终端执行机构)和相关设备的新产品研发,公司为工程师提供了大而开放的创新平台,工程师之间的交流可以打破项目的壁垒。与上一份工作相比,杨超能明显感受到差异,他很享受这样的工作氛围,“在这里,来自个人的好想法可以激发整个研发团队的活力。”


与曾经“一眼能够望到头”的职业路径相比,西门子在新人的岗前培训中就启动了一项员工晋升体系,为不同岗位的公司人规划详细而有更多可能性的职业路线,“职业路线有很多分支和交叉,让人觉得有很多机会和可能。”杨超说。


同样是因为职业发展的机会,1991年出生的西安女孩康迪去年从美国爱默生学院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加入Uber的西安团队。这家推崇“共享经济”理念的硅谷公司2014年年初才进入中国,一年后进入了西安。消费观念保守的西安人对它的认知度比较低,在开拓西安市场的初期,康迪遇到过有人将“优步”当成“优酷”的尴尬,但她同时感觉到潜在的机遇。



“毕竟西安人口足够多,又是西北地区的龙头城市,市场比较大。”康迪说,“而且西安人务实,愿意把钱花在他们认为实用的地方。”


由于Uber在中国实行“三人开拓一个城市”的扩张策略,在进驻西安之初,整个开拓团队只有包括康迪在内的3个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多面手,工作之初,市场经理康迪的工作内容包括市场的拓展、客户维护以及一部分的客服。


过去没有市场拓展经验和谈判经历的康迪一度需要团队的负责人带领,她一边听双方的谈判一边梳理和总结。她认为丰富的实战是最快的提升途径,频次最高的时候,她曾一天见七八拨客户,谈不同的事情。时间久了,她和团队将一些实战经验整理成系统的手册,用于给后加入的成员培训。


她也纠结过要不要去一线城市,“西安确实没有那么活跃的商业氛围,但城市团队能获取一手信息,了解最真实的市场状况并做出反应,这样积累更多。”


看过外面的世界再回到故乡,她觉得西安已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发展——这座城市正在扩展对旅游、文化产业的布局,“有一种结合了历史文化和当地土气的潮范儿。”


城市气质的变化让更为新鲜大胆的职业也逐渐被年轻人接受。西安人杨雁南两年前辞去了在当地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工作,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名为“OFFF派对工厂”的线下活动策划工作室。

“因为比OFF多了个F,这个词总是被人念错,其实发音是不变的,”杨雁南说,“我们想通过一个小的字母赋予工作室一个新的含义,那就是‘不跟随’。”


某种程度上,工作室的名字也是杨雁南自己对职业选择的态度。他原本学的是会计,但出于对文字的敏感和喜欢,他一出校门便做起了广告文案。


这份工作让他接触到很多举办线下活动的资源,厌倦了给各大地产商的新楼盘写文案,杨雁南与另外两个朋友一拍即合,决心辞职出来做些好玩的事情。


他们的第一单大生意是怡宝纯净水的线下活动“秦地寻宝记”,这个单子本来属于当地一家公关公司,但对方担心本公司的创意难以脱颖而出,杨雁南便自告奋勇地接手了。


最终令他们在与来自北京、上海的团队竞争中胜出的,正是那种“带着地方土气的潮范儿”。杨雁南和他的团队将纯净水的堆头做成类似兵马俑的“怡宝军团”、钟楼和大雁塔,现场回收的瓶盖可以插入到这些装置里,使造型更加完善和有趣。


但在这令杨雁南团队颇有成就感的项目之前,工作室没有接到什么好项目。前期的艰难既是因为经验欠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场不成熟。


杨雁南感受到的是,西安的线下活动包括公关、广告市场还很初级,即便是一些大公司在西安的分公司,所做的更多也是维护客户,方案还是由北京、上海的团队主导。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小工作室想要立足,除了成本优势,就只能通过不按常理出牌的创意了。


为此,他经常去一线城市参加各种活动和展览,获取前沿的趋势和灵感。在他看来,上海的活动做得最令人惊喜,“细节干净利落,物料也精细,最重要的是人们的参与感和接受度,在这个方面,西安确实欠缺。”即便免费,保守惯了的西安人对于手作、版画这样的活动还是放不开手脚,有时候,创意稍微大胆一些就会被客户叫停。


在这座因“十三朝古都”而闻名的城市里,不乏从事小众、好玩的事情的创业者。但对他们而言,在城市性格厚重的西安,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和保守的价值观,一旦新鲜事物到来,对市场的教育总是最急迫而又最困难的。


同样在创业的李婧对此深有感触。她曾在2008年和朋友策划组织了西安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节——张冠李戴,这个西安本土音乐节只办了两届,一共亏了十几万元,最后被摩登天空收购了。


“单从乐队阵容和氛围来说,其实是两届成功的音乐节。”李婧说。她将张冠李戴在商业上的失败归结为两个原因——缺乏相关资源导致的成本控制困难,以及西安在音乐节消费上还处于太早期的阶段。

李婧如今依然在从事一项需要花费时间和耐心去教育市场的创业,在东新街一个并不临街的角落,李婧经营了一家叫More Café的精品咖啡馆。过去一年,她一直在培养喜欢精品咖啡豆和手冲咖啡的消费者,为此她店里的咖啡定价要低于其他饮料,她还要求店员为顾客免费提供现场制作的手冲咖啡。


“逐渐有些效果,只是很缓慢。”李婧说。不过这次,她愿意耐心等待西安市场逐渐接受新事物。


2005年硕士毕业后,李婧从法国回到西安一家外企做IT工程师,“即便这座城市的发展有些缓慢,相比北上广,大部分西安人还是更愿意回来,一方面是西安人普遍恋家,另一方面是生活成本不高。”


在西安生活的性价比的确是这座城市对公司人的一种吸引力。在西安西门子信号有限公司工作了10年的骆勇是信号部门系统中心的工程师,曾经负责过北京地铁10号线、奥运专线和京津城际客运专线的信号系统施工与调试。因为工作需要,他过去要常年在外地工作,直到一条地铁线路成功运行通车。

“我曾经很希望出差,希望能借此到一线城市转转,开拓视野。”骆勇说,“有了家庭之后,还是想在西安稳定下来。”他认为,相比于北京,西安除了较低的生活成本和丰富的教育资源,这几年在城市配套、交通规划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更重要的是,他所从事的轨道交通事业有不错的发展前景。


“西安地铁只开了2条线,政府规划还有8条线路,城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人口增长决定了发展轨道交通的必要性,这里还有很多机会。”骆勇说。


骆勇的同事、在新加坡工作了4年的西安人洪波选择回来发展,则是因为看到了这里已显出的潜力。


城市的商业形态变得更加丰富和细分,“过去西安比较少见咨询行业,但我身边已经有认识的人在做这方面的创业。”他说。回国之初,洪波曾担心国内的外企会受到中国人情社会的影响,变得缺乏专业性,但进入公司后发现,这种状况并没有出现。即便是本地化的外企,不论精细化管理体系还是运营的作业流程都严谨规范。


他现在的职位是西门子供应链管理部的商务经理,平日里与国内供应商合作比较多,在接触中,西门子的企业文化、先进的产品和管理体系对这些民营企业产生了规范的影响,这让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座城市也让非本地人樊林感受到一种从0到1的成就,作为Uber西安市场的launcher,她亲历了市场和团队的壮大,对她而言,这正是这份工作带给她的乐趣。


“相比杭州和长沙,西安团队的招聘起初很困难。”樊林说,“当地人不熟悉这一品牌,消费者也偏保守,不太接受在客户端绑定银行卡的方式。”

但随着地推和异业合作的频繁开展,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Uber团队也迅速得到壮大。樊林觉得,西安的旅游资源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异业合作的机会,这有助于品牌深入人心。


在香港的投行工作过3年的樊林很喜欢西安的历史感,工作中接触到的艺术圈和文化圈的朋友,让她也逐渐发现隐藏在青砖古巷里的潮范儿,即便市场开拓已趋于稳定,她还是愿意在西安多停留一段。


这座城市最让杨超感动的是新生的事物没有将它的过往取而代之,“古城墙地下就是地铁二号线,为了实现这种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修建二号线的时候城墙全部用钢筋保护起来,直到下方工程全部完成才拆下来。”杨超说,“修建的过程非常痛苦,但令人感动。”


这有点像这座城市公司人的职业路径,随时需要和固有的、古老的东西拉扯,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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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啦